舊制度與數字大革命

【IT時代周刊、IT時代網編者按】互聯網從誕生的最初時刻起，就一直與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圖景與修辭糾纏不休。每個人都被互聯網賦予了力量——任何人都可以發言、創造、學習和共享資源。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無不囊括其中，人們對互聯網的認識變得更為多元。本文作者套用了他為《另一個地球：互聯網+社會》一書所作的這篇序言的結尾來表達自己對互聯網的看法：互聯網太重要了，不可以把它完全交給政府和企業。

法國人托克維爾寫過一部《舊制度與大革命》。由于一位國家領導人的推薦，這本寫于一個半世紀以前的歷史哲學著作幾乎在一夜之間變得盡人皆知，成了一本超級暢銷書。中國人今天讀此書，會有一個觀感：這本書是如此貼近我們的現實。

比如托克維爾在前言中寫下的這樣一段話：“在這類社會中，沒有什么東西是固定不變的，每個人都苦心焦慮，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錢已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志，還具有一種獨特的流動性，它不斷易手，改變著個人的處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幾乎無人不拼命地攢錢或賺錢。不惜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欲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為最普遍的感情。這種感情輕而易舉地散步在所有階級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與此無緣的階級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會使整個民族萎靡墮落。然而，專制制度從本質上卻支持和助長這種感情。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對專制制度大有稗益;它使人們的思想從公共事務上轉移開，使他們一想到革命，就渾身戰栗，只有專制制度能給它們提供秘決和庇護，使貪婪之心橫行無忌，聽任人們以不以之行攫取不義之財。若無專制制度，這類感情或許也會變得強烈;有了專制制度，它們便占據了統治地位。”(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9月第1版，第35頁。)

北大高毅教授認為《舊制度和大革命》的啟示主要有兩點：“第一，舊制度最大的弊端是統治者的腐敗，只是在舊制度末期的時代條件下，這種腐敗沒有帶來經濟的凋敝，相反卻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物質繁榮，然而也正是這種繁榮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第二，舊制度統治者的腐敗，主要表現為貴族階級的沒落，此時已失去了它過去的社會管理職能，脫離了人民，卻仍保持著種種令人憎惡的特權和占據著高官顯爵的尊崇地位，從而加劇了社會不平等這個舊制度的頑癥，而這也正是引發法國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莊子·齊物論》說：“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舊的腐爛當然也孕育著新的種子。托克維爾對此的描述是：“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環境中焦慮興奮，努力改變處境：追求更好的東西是普遍現象;但這是一種令人焦慮憂傷的追求，引人去詛咒過去，夢想一種與眼前現實完全相反的情況。”討論互聯網給中國帶來的改變，首先要把互聯網置于這種焦慮、這種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以及這種浪漫化的想象之中來觀照。

近年來對中國互聯網的流行觀察不脫兩個路數：一種是過度的樂觀，歡呼互聯網技術及其背后的思想理念和商業力量會徹底改變中國;一種是盲目的悲觀，把中國看做奧威爾式“老大哥”的一統天下，人民在高壓之下噤若寒蟬。兩種看法都是虛幻的，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媒體決定論的宿見。

例如，對互聯網的很多說法顯示了媒體恐慌癥的癥狀;又如，有很多人在虛擬的王國里渴望設計一個理想世界，一個與現世相反的理想世界。從根本上說，任何恐懼或理想都是媒體決定論的產物。

互聯網從誕生的最初時刻起，就一直與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圖景與修辭糾纏不休。隨著ICT技術的使用、功能與影響日益增強，個人的與公共的生活悉被覆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無不囊括其中，人們對互聯網的認識變得更為多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調和的。互聯網一度被宣揚為民主參與和社會發展的工具，尤其給予邊緣群體全新助力，幫助他們成為經濟和政治生活的充分參與者;同時，人們也期待它可以對威權體制形成強大壓力，促進開放和民主。然而，在今天，許多研究者發現，政治權力有能力迫使互聯網按照自己的意愿發展，并經由新技術極大地增強“老大哥”的監控能力。公民的權利不僅在很多情況下被政府所剝奪，也被大企業所侵害。

與此同時，社會性與地域性的鴻溝不僅始終沒有消除，而且似乎還誕生了新的形式：例如，網絡素養成為一個社會發展健康的公民文化的瓶頸。公民很大程度上現在可以利用ICT技術對公共政策發言、為自己堅信的事業聚集力量、通過大規模協作完成共同性的工作以及在整個社會中展開互助。我們把從事這些活動的公民稱為“數字公民”。然而，成為數字公民必須滿足兩個要件：一是其必須具備廣泛的技能、知識以及能夠輕易地進入網絡;二是有意愿在網上參與社會建設、政治進程以及對平等的經濟機會的追求。這樣的要件很自然地會把很多地方的民眾排除在外，比如那些沒有受過教育和不存在可行的上網方式的人。這在世界各地都絕非罕見：有許多人仍然不能閱讀和寫作;有些地方連電力都不能保證，上網不過是空想。這也表明，不斷擴大數字公民在人口當中所占的比例，乃是各國政府的要務之一。

數字文化中充滿了挑戰。一方面每個國家和地區的先行者都在利用新技術促進社會轉變，特別是少數群體第一次獲得機會挑戰主流話語，為自身爭取權益;另一方面網上充斥仇恨言辭和排外情緒，理性的公共討論和建設性的批評甚為少見，達成共識也更加不易。加上互聯網的超地理特性對族群認同形成壓力，如何進行有意義的參與、對話，如何加強多元化的共存，都是數字公民的頭疼問題。

從國家與互聯網的關系而言，全球國家業已分為兩個陣營：那些堅持要對國民的信息入口實施更多控制的國家，倡導“國家主權模式”;而那些堅持“多利益相關方模式”的國家，則傾向于政府角色應大幅弱化。對于民間社會而言，這樣的沖突更令世界各地的公民相信，互聯網正走向一個制訂“大憲章”的時刻，必須要求政府保護言論自由和公民的連接權利。正如英國的貴族們在1215年制訂“大憲章”來約束不受歡迎的約翰國王的權力，今天，在“大憲章”800年之際，網民應組織起來遏制政府和企業的權力。

互聯網的“憲章時刻”存在三個突出的主題：一是自由與控制的關系，即如何平衡個人權利與安全。不少國家以強調安全之名犧牲公民自由與隱私，此一安全與自由之爭在網絡發展的各個領域都清晰可見。數字社會的復雜性質令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固有的自由與安全的概念。個體公民更加關心自己的數據為何人掌握，政府則看到電腦犯罪、黑客活動、恐怖襲擊等占據國家安全政策和國際關系的核心。我們有可能同時在網上獲得自由與安全嗎?

二是如何建立數字信任。無所不在的互聯網要求我們重新界定信任的邊界，并在數字時代建立新的社會規范。用戶現在可以方便、靈活地收發各種信息，這給網絡法與網絡規范造成了空前挑戰。后者的問題在于，它們幾乎總是落后于技術的發展。網絡行為如何在規制與規范下得以發生和展開?信息的完整性與可靠性如何保證?邊緣群體和弱勢群體是否能共享技術帶來的好處?在不同的語境和社會當中，到底如何才能建立數字信任?這種線上的信任又是怎樣同線下的責任感、透明度等等關聯在一起?在這些方面，我們的問題比答案更多。

三是，數字社會的成熟化必然要求填平數字鴻溝與提高網絡素養。網絡接入權與網民素養是網絡社會的基石所在，個人因此而賦權，知識藉此而撒播，從而確保不會有人中途掉下高速前進的互聯網列車。在這里，數字鴻溝不僅意味著網絡接入權的泛化與網絡普及率的提高，還包括上網設備的成本、用戶的技能、應用ICT技術的時間與機會以及用戶使用的目的和影響等多個參數。我們常常看到，數字鴻溝的分裂帶也是社會階層與種族的分裂帶，此外，年齡、教育程度、性別等的差異也不可忽視。例如，年輕的技術精英掌握編程技巧，熟稔代碼，顛覆了傳統精英的位置，致使整個社會彌漫“后喻”文化。然而數字一代的成長也需要新的教育、新的素養以及新的倫理，特別是在年長者對年輕人引領的網絡規范充滿狐疑的情況下。所有這一切決定了數字時代的連接是否最終會導向賦權，以及賦權的對象為何。

總之，在互聯網發展的最近10年，技術發生了許多重要變化，不論是工具還是平臺，也不論人們對這些工具和平臺的使用和理解，都顯示出一種明確無誤的演進：互聯網終于由工具的層面、實踐的層面抵達了社會安排或曰制度形式的層面。我們將面臨一場“舊制度與數字大革命”的沖突。正是為此，圍繞互聯網的公共討論和學術話語正在發生一場從“強調可能性、新鮮感、適應性、開放度到把風險、沖突、弱點、常規化、穩定性和控制看作當務之急”的遷移。(Leah A. Lievrouw, “The Next Decade in Internet Time: Ways Ahead for New Media Studi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5): 616-638, 2012.)

我所說的這場沖突，構成全人類共同面臨的一個關鍵性挑戰：它并不僅僅關乎信息自由，而是關乎我們是否能夠生活在同一個互聯網、同一個國際社區和同一種團結所有人、并令所有人得益的共同知識之中。

現在全球互聯網分成了兩大塊，可以叫做互聯網的舊大陸與互聯網的新大陸。舊大陸是北美、西歐、日本;新大陸是亞洲、非洲、南美洲、俄羅斯。互聯網普及率在發達國家為78%，在發展中國家僅為32%，尚未使用互聯網的人90%以上在發展中國家。毫無疑問，我們已經來到了全球互聯網的后美國時代。

在這種情況下，互聯網治理成為全球關注的事情。世界經濟論壇研究全球互聯網價值、信念與實踐，得出四個見解：第一，新的聯網國家在這個新世界里占主導地位;第二，一種互聯網全球文化正在形成，對于表達自由、隱私、信任和安全，用戶共享類似的價值觀和態度;第三，用戶什么都想要：他們并不認為表達自由、隱私、信任和安全是彼此排斥的，需要從中進行艱難的抉擇;第四，新聯網的國家擁有更自由的態度和更創新的行為，比如更支持表達自由，社交平臺應用更廣，而老的網絡國家則更多使用傳統的網絡應用，態度更保守。

總體而言，互聯網的新大陸對于舊大陸來說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當然我們也知道，并非所有政府都支持自由和開放的互聯網。事實上，目前對互聯網自由的鎮壓越來越嚴重。很多國家都會過濾和審查網上內容，也頒布威脅網絡言論自由的法律。

互聯網為每個人賦予力量——任何人都可以發言、創造、學習和共享資源。它不受個別機構、個人或政府操控。所以，各國政府不應該單獨決定互聯網的前途。全球數以十億計使用互聯網的人，才應該最有發言權。最好的方式是讓國家政府退后一步，以便協調和整合各自的不同，積極促進公民社會和企業在全球治理、合作與溝通中發揮作用。而對于中國而言，如果要想成為真正有影響力的國際玩家，一定要認識到光成為經濟大國是不夠的，而是要讓自己的人民生活在一個可以自由想象、自由溝通的環境中，讓個體更有力量。

法國已故“老虎總理”克萊孟梭講過一句名言：戰爭太重要了，不可以把它交給將軍們。我想套用這句話作為我為《另一個地球：互聯網+社會》一書所作的這篇序言的結尾：互聯網太重要了，不可以把它完全交給政府和企業。【責任編輯/吳夢雄】

來源：胡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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