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系統里的外賣騎手 需要更好的制度管理

[ 通過近兩年的實地采訪，與近百位外賣小哥深入交談，作者楊麗萍試圖在《中國外賣》中還原出一件件黃馬甲、一個個藍頭盔背后，外賣行業的真實情況，以及一個個鮮活的人的人生經歷。 ]

2020年武漢疫情期間，作家楊麗萍就將目光投向了“逆行者”之一的外賣小哥。疫情結束后，她在杭州、嘉興、上海等地的外賣站點深入調查，前后采訪了近百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外賣小哥，完成《中國外賣》，這也是國內第一部聚焦外賣小哥群體的非虛構寫作。

楊麗萍在媒體工作近30年，一路從記者做到家庭期刊集團總編輯。在《家庭》雜志工作的經歷，讓她對小人物的命運尤為關注，先后寫出了《生長在心中的向日葵》《快遞中國》等作品。

盡管如此，《中國外賣》的采訪卻是她感到最難的，主要是采訪對象各種“不配合”。外賣小哥“像沙丁魚一樣”在城里來去匆匆，他們的時間就是金錢。而楊麗萍的訪談非常細膩，當被追著問諸如“繞來繞去找不到路怎么辦”“客戶電話打不通會不會被罰款”等問題時，有人覺得是在浪費時間，有人覺得她“很煩”——生活從來就是如此，有什么好說的?

不知被拒絕了多少次后，楊麗萍終于用尊重和共情打動了外賣小哥，有人開始愿意停下來向她敞開心扉，甚至還把她邀請到出租房看他們真實的漂泊生活。為了深切體會外賣小哥的悲欣，她還租電動車跟著他們一起送外賣。正是通過長達兩年的深入采訪，她才發現，“困”住他們的不僅僅是平臺系統算法。“《中國外賣》是我寫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雖然采訪和創作非常艱辛，但我覺得很值。”

以下是楊麗萍的自述：

吃“閉門羹”最多的采訪

寫《中國外賣》之前，我和朱曉軍老師合著過《快遞中國》，情不自禁地會關注外賣小哥這一人群，2020年初武漢疫情發生后，大家更加意識到外賣對生活的重要。所以當時《北京文學》月刊社社長楊曉升約朱曉軍老師再寫一部快遞小哥生存狀況的書，朱老師因為在美國探親回不來，我自然就接下這個任務。

記得那天是農歷大年初三，也是武漢“封城”的第五天，我和數億同胞被隔離在家里，當時望著窗外寂寥的街巷，偶有外賣和快遞小哥騎車匆匆而過，想著正是小哥們冒著生命危險為老百姓和醫護人員搭建起一道生活補給線，就覺得他們是平民英雄，“最可愛的人”。

那天我開始打電話采訪，但發現之前認識的有些快遞小哥改行跑起了外賣，糾結一番后，還是寫了他們的故事。寫到兩萬多字時，覺得應該調整角度，放下快遞集中改寫外賣。因為那時我查到一組數據，“截至2019年年底，中國餐飲外賣產業規模突破6500億元，消費者約4.6億人，占中國城鎮常住人口的53%”。反映快遞的作品已有多部，但有關“親密的陌生人”的外賣小哥，還一部都沒有。

要寫一本書，過去采訪快遞小哥時積攢的那些人脈遠遠不夠，我就在媒體和網絡上找線索。我當過20多年特稿記者，找到他們也不難，在抖音和今日頭條上找到了劉海燕、王濤，通過媒體報道聯系上趙盈盈、王建生、李幫勇、阿龍。接下去就是順藤摸瓜，每次采訪完一個小哥，都會問他周圍或認識的小哥有沒有什么故事，他們也會推薦，所以采訪到外賣領域首位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宋增光，又通過他找到他的父親、舅舅和表弟，他們也在做外賣。找到宋北京后，我又采訪了他的兩個哥哥;找到胡超超后，我采訪了“外賣兄弟連”的其他兄弟……

也有幾位小哥是我通過平臺找到的，如從小哥做到調度、站長、區域經理、上海城市經理的李偉，杭州西湖區餓了么站點站長李飛。李飛那個站點非常大，有100多名小哥，通過采訪我知道了誰年紀最大，誰最小;誰是“單王”，誰靠做外賣翻了身，脫了貧，買了房;誰是“刺頭兒小哥”，單跑得好、有個性，愛給隊長出難題。

但是真要采訪到他們，卻不太容易。對小哥來說時間就是金錢，占用時間就等于“劫”了財路。他們很多人還覺得送外賣又不像當了高考狀元，或者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那樣，是特別光彩的事，不愿意被宣傳被關注。有些平臺也不希望小哥和媒體過多接觸，制定了一些限制，采訪吃“閉門羹”是家常便飯。一次上午9點，我撥通一位小哥的電話。“你誰啊?找我干什么?我又不認識你!”他睡意蒙眬，有點生氣。老實說我是上世紀80年代參加工作的，后來當編輯部主任、主編、集團總編輯，很少碰到這樣的遭遇，一度還挺沮喪。后來又想，我打電話約小哥采訪，跟“推薦一個新樓盤”“推薦一只股票”“你需要貸款嗎?”之類的電話有何區別?他們為何要犧牲寶貴的時間見一個陌生人?

而且非虛構寫作還和一般新聞采訪不同，要有情節，有細節，有人物，有背景，有欲念，有沖突，有感受，每次少則兩三個小時，多則十幾個小時;一次采不透就兩次，兩次不行就三次，有的要五六次甚至六七次，這必然會耽誤小哥跑單和休息，有人就不耐煩地問：“你怎么反復采訪，難道我還沒有講明白?!”他們覺得這就是日子，沒什么好說的。

確實，采訪打擾到他們我也很不忍心，他們的收入畢竟是一單一單跑出來的，他們的腳步支撐著孩子的奶粉錢、父母的醫藥費、房貸的月供，以及自己在城市的開銷。

小哥帶我去出租屋采訪

我跟外賣小哥接觸多了，就有了了解和同理心，會很自覺地站在他們的角度思考，用他們的語言說話，逐漸就有小哥愿意接受采訪。

我采訪的第一位外賣小哥，前后聯系了很多次，錄音長達十多個小時，整理出來就有十幾萬字，但最后沒寫進書里。為什么呢?一是他不大誠實，虛構了些許情節和細節，我畢竟寫過幾十年特稿，真話假話還是區分得出來的。二是后面采訪的故事更有代表性和意義。可以說外賣也是個江湖，什么樣的小哥都有。

來自安徽蒙城縣的楚學寶是我特別喜歡、特別有共鳴的一個人。當時在咖啡廳，面對面坐下時我們還是陌生人，聊著聊著就像老相識似的敞開心扉。他講跑外賣的艱辛，生存的艱難，借貸的壓力，婚戀的煩惱，對家鄉兒女的牽掛，對年邁父母的惦念。他也說小時候家窮的經歷，別人上學背書包，他只能用裝大米的編織袋，村干部家水缸里有只死老鼠，也被說成是只有六七歲的他干的。他那句“窮就是你的錯”，我覺得特別扎心。可以說，楚學寶對父母、家人沒說過的話，都跟我講出來了，離開的時候大家就真的成了朋友。

昆山的王計兵給我的印象也很深。他本身是詩人，讀過很多書，很有教養，是為了體驗生活來跑外賣，他真的是不管多忙都會接受我的采訪，每次都不厭其煩回答我的問題，還給我詳細講以前下河撈沙和戀愛的經歷，采訪他的時候我覺得特別開心。

其實很多外賣小哥都是一個人漂在城市，雖然他們每天接觸很多人，但真正能夠談心的很少，非常孤獨。當有一個人很真誠地坐在對面，很真切地關心他們，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態，他們也感覺到你的理解和善意，加上本身也有傾訴欲望，就很愿意跟你聊。

少數人和我熟了，還會允許我走進他的私密領域。宋北京把我帶到了三兄弟住的出租屋，這是我少有的經歷，書里也寫了：“地上亂放著外賣箱、電飯煲、炒勺、裝有空瓶的塑料啤酒箱，還有橫七豎八的電線，鐵床對面兩個床頭柜并在一起，上邊堆放著保溫杯、剃須刀、敞口的紙箱、充電的手機、掛面、小紙盒……臨陽臺門的茶幾上摞著沒洗的碗筷和三個喝啤酒的玻璃杯，還有一個仰面朝天的鍋蓋、一把黑色的剪子。陽臺上吊著洗過的衣服，鞋架上放著20多雙運動鞋，墻角堆著亂七八糟的雜物。”

李幫勇受工傷后手殘疾了，妻子不辭而別，他只好帶著年幼的女兒一起送外賣。那天，我和他們一起回到租在嘉興的家已經晚上9點多，進門李幫勇就忙著下廚洗菜切菜，給女兒準備晚餐。他用左手抓起雞蛋在碗沿上磕了一下，把雞蛋一捏，蛋黃蛋清就流進碗里，這個細節我印象特別深，因為和我們正常人打雞蛋的姿勢不一樣。做飯的時候，他四五歲的女兒就搬個小板凳站在旁邊看，父女相依為命的背影讓我感到很心酸。

第二天早上不到七點，我又去李幫勇家了。他叫醒女兒，拿出一罐塑料裝牛奶放到砧板上，一刀切就斷嘴瓶，再遞給女兒喝。完了拿起塑料梳子給她梳了幾下頭發，父女倆就匆匆出門上學和送外賣，只剩下我一人在狹小又凌亂的房間。這時我看到，臥室里昨天晚上打開的電風扇還在轉——這就是男人那種粗心啊，餐桌上忙到那么晚才做好的面女兒也沒動，上面還插著筷子。

說實話，我很滿意這些現場捕捉的細節，如果沒有親自去看，根本連虛構都虛構不出來。

很多差評簡直是霸道

我也會跟蹤采訪他們，有時從早上7點跟到晚上10點。我會租一輛電動車和他們一起跑單。為了照顧我，他們特意不接太多單，有時還會放慢速度等我，結果是自己送單超時。不過他們跑得飛快時我就跟不上了。哪怕我跟著跑的單子是就近的，一般跟著跑兩三單也就吃不消了。

那天我采訪李幫勇，從下午4點半見面，到晚上9點多和他一起回家，我一直在他取單的廣場那邊站著，很累很疲倦，最后實在站不住了才找一個地方坐下來，繼續觀察周圍那些外賣員，他們怎么等餐，怎么接餐，周圍車流和人群如何。

去年9月，《人物》雜志發表了《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的報道，講平臺算法系統導致的勞資矛盾，文章發表后社會反響特別強烈。北京市人社局勞動關系處副處長王林為了了解外賣小哥的真實工作也去送外賣，12個小時只賺41塊錢，晚上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很心酸”。看到這個新聞，我覺得王林只賺這點錢非常正常。剛開始送外賣都是不賺錢的，就連“單神”楚學寶，他那么能吃苦耐勞，那么拼命，最初一兩個月收入也非常少，有一段時間還差點不干了。王林要是能干上三個月，路越跑越熟，車越騎越快，收入自然翻幾番，沒準還能成“單王”。

我自己跟著跑單下來的感受是，他們真的一直處于奔跑狀態，非常辛苦。其實“騎手困在算法系統”只是勞資雙方不平等的現象之一，只不過媒體曝光后大家知道了，外賣小哥還遭受了很多別的不公正對待。

平臺、商家、客戶和外賣小哥之間是四邊形的關系。平臺和客戶是強勢的，商家也不弱，只有小哥是弱勢，被擠壓在底層，動不動就要挨板子，差評要被罰款，超時要被罰款，連刮風下雨請假也要被罰款。有些客戶還會提無理要求，比如讓他們扔垃圾，否則就打差評，小哥也只能忍氣吞聲。

還有很多差評簡直就是霸道。王建生有肢體殘疾，有一次送到餐后對方一看就罵：“媽的，你一個瘸子!你知道自己是瘸子還送什么外賣?”隨手打了個差評。阿龍因智殘，表情不好看也被差評罰款過。你說顧客點的是外賣，又不是小哥，憑什么要求他沒有殘疾?他能像健全小哥那樣按時按點送到已經不容易，干嗎要難為他呢?

還有的小區不讓外賣小哥進，客戶非讓他們送到家，否則打差評。有些幾十層的高樓沒卡乘不了電梯，或停電時住在幾十層上的客戶懶得下樓吃飯，為賺那幾塊錢的送餐費，小哥要爬幾十層樓，結果因為送這一單，后面有幾單超時也要被罰款。

可以說，采訪中接觸到的種種現象，讓我感到壓抑和不公，對小哥充滿同情，要為他們鳴不平。他們遭遇的如此不公平，平臺和商家知道嗎?美團因強制商家2選1被罰34億元，但有沒有平臺或商家因以強欺弱、壓榨小哥而被重罰呢?我不知道。

制度制定要向民眾傾斜

我在采訪中也了解到，媒體曝光了算法系統的問題后，不管是美團還是餓了么，都做了相應調整，升級安全系統優化規則，國家也出臺了一系列靈活就業群體的權益保障政策，加強了監管，可以說很多不公平的現象得到明顯改善。寧波一位小哥就說，平臺規定，基于衛生方面的考慮，小哥可以拒絕帶客戶的垃圾下樓。

暴雨天超時，被降薪扣錢方面的改善尤為明顯。上海一位城市經理李偉就說，天氣惡劣的情況，他不會像有些城市經理那樣下達保數據的指令，而是站在騎手角度思考，叫騎手確保人身安全，能送則送，不能送不要強送，超時也不罰款。有的站長罵騎手超時，李偉發現后會跟站長說這種做法是不對的，應該主動幫助騎手跟客戶解釋下雨可能會超時，不能催騎手，越催越急，越容易發生交通事故。李偉還說，人心都是肉長的，要換位思考。

我聽后感到欣慰。不管是平臺、站點還是商家，都說要“以人為本”，什么是“以人為本”?其實就是把別人當成人，也把自己當成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性是靠不住的，要靠制度去管理。制度的制定要向普通民眾傾斜，才能為民眾謀福利，謀幸福。

寫《中國外賣》的時候，有影視公司跟我探討這個題材，他們問外賣是不是天花板太低，做到一定時候跑不動了就轉行干別的?

確實，盡管外賣小哥收入不錯，月收入可以過萬，相當一部分人不僅沒有職業榮譽感，還感到自卑，行業流動性很大，跑單兩年就算“老人”，但他們是有升遷機會的，比如李偉從小哥、調度、站長、區域經理做到了城市經理，當然一部分“單王”“單神”小哥是不愿意升遷的，他們覺得一個月能賺2萬，做調度只有幾千塊。總之，很多平臺都有升遷通道，能否升遷一看個人意愿，二跟學歷有關，李偉后來選拔的站長，就要求大專以上學歷。

再有就是，哪怕學歷不是特別高，只要不斷學習，不斷在領域里有突破，就會頂破外賣“天花板”。所以最后一章我專門寫了“頂破‘天花板’”，寫完后我也有種揚眉吐氣的感覺，想著這個群體是有出路、有上升空間的，心情特別舒暢。

這兩年的采訪對我影響很大，至今還和很多外賣小哥保持著聯系，一看到有人送外賣，情不自禁就會想起他們中的很多人。新聞里縣城房價一跌，我就替楚學寶揪心，不知道他高價位時貸款買的那套房子怎么樣了?上海疫情期間，我在宋增光的朋友圈看到，他做了志愿者，他母親和舅媽先后被確診新冠進了隔離點。這兩天隨著《中國外賣》出版，有人看到王計兵的故事后把他的詩發到網上，還上了熱搜，一下有三家出版社主動找他想出書。出詩集是他一直以來的夢想，沒想到我“幫”上了他，真的特別高興。

這幾年因為疫情，很多人都過得很艱難，找不到工作，連以前光鮮的互聯網大廠也在裁員，有人可能比較悲觀。但外賣小哥身上最打動我的一點是，生活不論多么艱辛，他們都在很用力很努力地活著。他們中很多人，從貧困到擺脫貧困，殘疾人能夠找到工作，過上正常人的生活，那種人生哪怕非常普通，但閃爍的小歡喜、小滿足，也無比打動人心。

一條條車道上奔跑的電動車，就是一種種向上的人生態度，困境中不屈服，不躺平，怎么也要努力實現人生的逆襲。從外賣小哥身上，我得到很多向上的力量。【責任編輯/周末】

來源：第一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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