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不開的“日本化”？ 美歐或能避免陷入日式通縮陷阱

鑒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為遏制多年來的經濟停滯所做的長期努力，本周披露的由冠狀病毒導致的經濟衰退的結果令人遺憾。今年第一季度，日本經濟折合成年率收縮3.4%，而2019年第四季度的收縮幅度為7.3%。

對于擔心新冠病毒可能預示著美國和歐洲經濟將出現日本式未來的西方投資者來說，這也發人深省。這將意味著將繼續依賴財政和貨幣刺激來對抗通縮，代價是政府債務不斷增加：簡而言之，即“日本化”。

不可否認的是，其他發達經濟體也有一些類似的經濟癥狀，這讓人聯想起“日本化”這一概念。然而，背后原因卻是另一回事。

在前所未有的財政和貨幣措施的推動下，當復蘇到來時，封鎖政策對經濟供應面造成的破壞，顯示出潛在的瓶頸和某些行業的價格上行壓力。然而，從長期來看，債券市場的定價指向零通脹。任何好轉跡象也可能因為避險情緒而受到抑制。在企業部門，負債累累的企業將優先償還債務和重建資產負債表。在經歷了毀滅性失業的創傷之后，家庭也將保持謹慎。

然而，鑒于日本自1990年泡沫經濟破裂以來一些獨特的經濟表現，認為美國和歐洲會出現日本式通縮的想法有些牽強。

經濟學家傾向于假設，隨著日本人口老齡化，私人儲蓄將會下降，因為老年人消費了他們大部分或全部的退休收入。但這在歐美并沒有發生。盡管家庭儲蓄確實減少了，但企業儲蓄的大幅增長抵消了這種下降。

為了減輕過度儲蓄和消費不足的通縮影響，政府出現了赤字，導致凈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達到154%，為發達國家之最。

盡管近年來，由于新興市場進入全球經濟，引發了勞動力供應沖擊，導致全球出口市場份額顯著下降，創新活力也下降，但企業部門仍能夠增加儲蓄。過去30年，這限制了包括日本在內的發達經濟體的工資水平。同樣重要的是，正如TS Lombard的首席經濟學家查爾斯-杜馬斯(Charles Dumas)所指出的那樣：“全球市場份額暴跌，加上高利潤率，只有在工資水平相對于產出、收入和企業利潤總額不斷下降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現。”

北美和歐洲的情況卻大不相同。盡管德國和其它北歐經濟體的儲蓄確實超過了投資，但企業盈利的良好環境幾乎肯定已經結束。特朗普強行推動去全球化，這增加了成本。病毒大流行還迫使企業在提高效率和恢復力之間取得不同的平衡，也造成了同樣的結果。

在大流行后的世界，社會可能會重新評估將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置于危險境地的低薪工作的價值。為縮減不斷膨脹的公共債務，需要征收更高的稅收，其中大部分將由企業部門支付。與此同時，企業正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它們對員工和整個社會采取更具包容性的政策。

此外，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查爾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與商業經濟學家馬諾伊?普拉丹(Manoj Pradhan)在即將出版的一本書中認為，議價能力的天平正從雇主重新傾向工人，尤其是因為西方的勞動力正在或已經在萎縮。因此，一場非日本式的分配斗爭拉開了序幕，工人通過勞動力市場行使權力，而老年人則通過投票進行反擊。

與此同時，過去30年獨立央行在貨幣政策方面的反通脹傾向已不復存在。為了應對由冠狀病毒引起的衰退，各國央行正在與政府合作。量化寬松政策(央行購買資產)并未導致金融危機后的通脹。這是因為注入的流動性大部分以超額準備金的形式留在了銀行系統，由銀行在央行持有。

相比之下，目前的政策措施是將現金直接投入工商業，這將影響更廣泛的貨幣，從而導致通脹。

在失業率居高不下、許多負債累累的企業仍將面臨風險的情況下，政府將很難從慷慨的財政援助中退出。考慮到負債累累的經濟體的脆弱性，各國央行將不愿提高利率以對抗通脹，因為它們擔心這會扼殺經濟復蘇，危及它們的獨立性。

盡管債券市場反應平平，但一切并非指向日本化，而是通脹的恢復。而這只剩時間問題。【責任編輯/江小白】

來源：新浪美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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