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中國電信業不對稱管制總是以失敗告終？

中國電信行業改革歷史，有一條隱形的主線，即“抑強扶弱”，而對于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在電信行業擁有話語權/決策權/話事權的精英群體，大都對一個政策充滿迷之自信，即不對稱管制。

電信行業管理部門習慣性的以不對稱來平衡運營商之間的競爭關系，電信運營商也總是傾向于獲得不對稱管制的政策支持，公眾和媒體也總會對一出來的不對稱政策報以熱切的期望。

但是，歷史總是在但是這兩個字處轉折!

中國的不對稱管制政策出臺實施的歷史，幾乎就是一部不斷的讓強者恒強的馬太效應史，弱者不但沒有被扶持起來，強者反而變的越來越強大，以至于不對稱管制政策機會把能夠用來不對稱的要素都快用光了。

所以最近頗有一些業者私下討論認為中國的電信行業是不是要回到計劃經濟模式了，其實這些觀點是一種純粹的錯覺，只要三家運營商還存在，怎么能說是計劃呢?

資費不對稱廢了被扶持者的網絡質量

問題是，為何原本抑強扶弱的不對稱管制會脫離設計者的劃定的軌道，甚至南轅北轍呢?

從電信管制部門與電信運營商的互動關系來看，這是他們之間自然選擇的結果，這種模式有兩個好處：

1）對電信管制部門來說，降低了管制政策規劃/設計/執法的成本，還能獲得道德上的心理優勢和社會口碑；

2）對電信運營商來說，降低了市場失敗的心理成本和道德負擔，還能獲得進一步的不對稱博弈優勢。

我來詳細解釋下他們之間的互動。

我們知道，不對稱管制一般是對涉及到電信運營行業重大生產力要素的不對稱管制，比如資費價格管制，這是中國電信行業從一開始就嫻熟運用的不對稱手段。早期的中國聯通在資費上享有低于中國移動10%的定價優勢，即是一個例子。

于是我們可以看到，在96年到2008年期間，電信管理部門和運營商之間主要的博弈點就是價格監管，運營商之間不停的相互告狀，監管部門不停的發文斥責和糾正。

耗費了各方巨大的精力和成本——關鍵是耗費了監管者的精力，使得監管者無暇他顧，但是監管者實際上也可能樂此不疲，因為價格監管的執法成本相對較低，執行起來也能立竿見影，但是卻實際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但是在告狀的一方來說，只要告勝了一次，就是成功，而且還能屢次成功，這個時候由于市場部門有資費不對稱的政策加持，在公司內部是有相對比較大的話語權的，于是對價格充滿迷之自信，而不具備資費價格優勢的中國移動就不同了，市場部門的話語權不像對手那樣，沒有辦法依靠價格來競爭，只能和網絡部門一起尋找其他的吸引用戶的差一點，所以很早的時候中國移動就提出了網絡是生命線的說法。

這是被逼出來了，因為十多年都不能依靠價格競爭，只能靠網絡質量取勝，后來市場部門可能覺得也不能讓網絡部門太重要，就有提出了業務和服務雙領先，結果就是服務優勢成了中國移動的競爭優勢。

結果就是當那時候的中國聯通發現資費不對稱管制不行了的時候，已經為時已晚，結果就是在電信管理者來看：我已經給了這么重大的政策支持，還支持了這么多年，你都沒成，你讓我怎么辦?

而到了資費不對稱管制的后期，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開始尋求新的不對稱管制了，并在事實上開始突破電信行業固定和移動分業經營的大框架，大規模上馬小靈通業務，事實上開始進入移動業務經營領域。

這個時候，電信監管部門對資費不對稱管制開始松動，畢竟有人大違規在前，你又怎么好意思說的小違規呢?監管部門對雙方的違規行為只能睜一眼閉一眼。

在這個階段，夢想一個落后的技術解決移動運營的問題，與GSM這種生而為移動業務的技術相比，競爭的結局你可想而知，局部性的騷擾，反而給中國移動加速網絡建設和用戶發展提供了強勁的外部推力。

攜號轉網不對稱管制只是黃粱一夢

時光荏苒， 轉眼之間到了2008年，中國開始進入3G時代。

鑒于中國移動獲得是自主知識產權的TDS制式，中國聯通擁有全球主流的W制式，新的不對稱管制思潮又開始興起，這一次，動得腦筋不是資費，而是攜號轉網。從一些人的視角出發，推動攜號轉網有其非常合理的理由：中國移動的3G網絡速度低/終端差，如果能夠攜號轉網，這用戶還不擠破了頭往聯通轉?(之所以不提電信，是因為電信在3G時代終端也是少，且貴)。

在設計這個攜號轉網的政策時，還有一個小細節特別有意思，即中國移動的TDS用戶不能轉出，暗示保護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網絡。

事實則是攜號轉網的鼓噪者遭遇了市場的冷遇，到今天，一個用戶已經多張卡的情況下，其實早已經失去了意義，這項政策既沒有認識到攜號轉網本身的復雜性，也沒有預見到市場發展的趨勢。

最終無疾而終。

攜號轉網除了偶爾有食古不化的學者們在兩會上提提，早期深陷其中的人們早已經偃旗息鼓了。

牌照不對稱管制使得主導運營壓抑后爆發

發展到后來，電信監管部門在不對稱管制上又開始迷信牌照的不對稱管制效果。

最早的牌照不對稱試驗田就是固網牌照，2008年時理論上中國三大運營商進入全業務運營的元年，但是實際上并非如此，中國移動的固網牌照給中國鐵通，中國移動的移動業務主體公司并不能開展固網業務。

從2008年到2012年期間，中國移動眼睜睜的看著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用“固移融合”業務大殺四方，而只能有限度的協同鐵通進行反擊。

固網牌照的限制帶來兩個效果。

其一是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對固網業務，尤其是寬帶業務的發展產生了戰略錯判，把寬帶業務做成了移動業務的補充。由于中國移動被限制發展固網業務，電信和聯通在固網業務上基本又處于劃江而治的南北割據狀態，市場有效競爭不足，且利潤豐厚，電信和聯通對固網業務的投資嚴重不足。這為中國移動提供了重要的戰略機遇。

其二是中國移動上下充滿了對寬帶業務的渴望，在鐵通的協同中，部分地方開始大膽的嘗試發展固網寬帶業務，以至于這一段時間，監管的重點又變成了是不是違規發展固網業務，名聲昭著的686號文屢屢見諸運營商爭端，但是往往是越禁忌越刺激，固網業務的渴望和積蓄的壓力，使得中國移動在被解禁之后，以及整個公司戰略方向在2016年開始迅速確認寬帶市場要發展之后，在市場上勢如破竹，短短三年時間迅速坐二望一!

何以至此?被不對稱管制壓抑的禁忌所帶來的刺激的后果。

4G牌照不對稱到底讓誰錯失窗口期？

談不對稱，不得不談4G牌照這件事情。

眾所周知，中國移動主導的TD-LTE是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4G技術，從3G時代開始，中國移動就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在TD-LTE上，并推動了標準的國際化和技術的成熟，對于這一技術，國內運營商只有中國移動真心實地的在干，其他的運營商都在翹首以待或者看笑話或者等著監管部門發放所謂的更主流的FDD-LTE。

在2012年監管部門果然不負眾望，先是象征性的給三大運營商頒發了TD-LTE的牌照，隨后過了又給聯通和電信發了所謂更主流的FDD牌照。

那么給中國移動的FDD牌照是什么時候發的呢?2018年3月，六年之后，中國的4G用戶已經發展的差不多了的時候。

但是這個牌照不對稱管制的結果是什么呢?我相信大家已經有目共睹，何以至此?我提供幾個視角供大家思考。

在早期拿到TD-LTE牌照之后，由于聯通和電信從來就沒有認真的準備上馬TD-LTE的網絡設備，所以在人才和技術以及組織上的準備不足，無法開展網絡建設工作，尤其是這兩個運營商都在熱切的期待FDD-LTE的牌照，所以就是在建設TD-LTE的時候，也是暗度陳倉，結果就是這給網絡建設狂魔中國移動接近一年的窗口期。

在一年的時間，中國移動建設了全球最大規模的4G網絡，而那時候中國聯通還在糾結上馬HSPA對抗中國移動的4G。

恰恰是這一年，使得聯通和電信失去了在網絡口碑上和中國移動對抗的窗口期，某種角度，這難道不是不對稱監管的后果之一嗎？

刻舟求劍。只懂得靜態的軍旗推演，忽視了市場是動態的，并非長官意志決定的。

到今天，其實在我看來，已經可以放棄不對稱監管了，因為我們看不到不對稱監管還存在的社會目標是什么了，比如資費，每年兩會都會制定一個新的降費目標，三大運營商都能完成，這需要不對稱監管來抑強扶弱嗎?比如網絡建設，已經成立了鐵塔公司共享共建了，還需要不對稱監管消除弱勢運營商的發展壁壘嗎?

關鍵是，今天中國電信行業監管的目標到底是什么呢?難道就剩下一個提速降費了嗎?或者是是為了不遺余力的支持混改成功?如果是后者，難道是一個不對稱監管就可以解決的嗎?

寫到這里，其實題目所提出的問題我還沒有找到答案，不知道讀者諸君是不是找到了答案?【責任編輯/孟亮】

(原標題：為什么中國電信業不對稱管制總是以失敗告終?)

來源：創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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