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我們應該先想清楚我們需要一個什么樣的社會，科技才會一如既往地緊隨而至

【IT時代網編者按】我們能夠責怪數字技術的革新加快了生活節奏與時間嗎?不能。每個人的時間仍然是一天24小時、一周7天和一年12個月。科技的確斡旋了我們與時間的關系，可個人關于時間的體驗卻并非都是在加速。當我在療養院、坐在我95歲的母親身邊時，看一眼手機，就能同時感受到時間的飛逝與滯緩。數字技術能非常有效地夸大這種時間感受的雙重性。它能讓人們在每一瞬間都能對時間產生不同的感受，有時甚至是在同一時刻擁有多重感受?？萍钾S富了我們生活里的多樣時間性。

Judy Wajcman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社會學教授。她的最新著作為2014年出版的《時間緊迫：數字化資本主義下的加速人生》（Pressed for Time: The Acceleration of Life in Digital Capitalism）。

四十多年前，當我還是一個住在澳大利亞墨爾本的年輕姑娘時，交過一個巴布亞新幾內亞的筆友。她住在一個靠海的村子里，從那兒去萊城(Lae，巴布亞新幾內亞東部城市)要坐一個小時的慢船。我曾經去探望過她。那兒有著豐富的熱帶蔬果(諸如芋頭和甘薯之類)，以及剛從海里捕撈上來的鮮魚，這些驅散了圍繞著我打轉的蚊子帶給我的不適感。在那里，沒有人趕著要去做任何事。

我們花了一整天制作椰奶。我提議用另一種更省時的方法來榨椰肉，那個新幾內亞女孩看起來卻很訝異，因為對她來說，做椰奶總是要花上一整天的。他們說，不著急。如今看來，我這種對節省時間和提高生產力的興趣，也算得上是一種奇特好玩的文化怪癖了。

據說21世紀的生活節奏快到前所未有。時間緊張，生活的步伐不斷加快，每個人都抱怨著自己有多忙。行動迅速的商人在毫秒內賺進上百萬，很多人也在進行為時五分鐘的閃電約會。我們總聽說科技創新是動態的、顛覆性的、呈幾何級數式延展的，并且正在改變著一切。但這是真的嗎?數字科技產品宣稱能壓縮空間、消解時間，并允諾能為我們節省下寶貴的時間，將我們從瑣事中解脫，轉而投入到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情中去。

如果我們相信硅谷所言，一切都是因為我們身處一個運行更快的世界、并且還在不停加速，那么解決方法只有變得更快。幫助我們更好地進行時間管理的應用程序正在激增;自動記錄腕帶追蹤著我們從心率、睡眠模式到情緒波動的方方面面，以讓我們更好地監測自己的活動。在倫敦我家附近的游泳池，我可以戴上一條手鏈，從而了解自己的游泳效率。為防止我還不知道這個東西，泳池還用閃爍的標志提醒我有這么一個應用程序的存在。一些加州的技術極客甚至搞出了液體食物：坐下來悠閑地用餐都成了浪費時間，更不用說做菜了。時間正在受到攻擊，它必須被解救。不論是你手機里的 Siri還是Cortana(那個樂于助人、極具包容感的女性聲音)，“她”都讓你在開車或鍛煉時“用語音來發送信息、安排會議和撥打電話”——因為這樣更省時、更快速。

但如果數字科技真的能夠節省時間，為什么我們大多數人仍覺得匆匆碌碌呢?科技空想家們一度幻想后工業時代的社會將是一個安逸的時空，然而如今的我們卻更像是《愛麗絲夢游奇境記》中的人物，不停地加速奔跑，只為能留在原地。數字技術會同時成為造成時間壓力的原因與解決時間問題的方法嗎?雪莉·特可爾(Sherry Turkle)在2011 年所著的《共同孤獨：為何我們對科技的期待更甚于彼此?》(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Other)中認為，“社交媒體已用網絡連接代替了交流”，她的觀點對嗎?網絡中立性研究方面的權威人物吳修銘(Tim Wu)認為“關注”成了新的稀缺資源，是否也有其道理?

解決這個問題有一個辦法：數碼排毒(digital detox)。小說家喬納森·弗倫岑(Jonathan Franzen)認為在一臺聯網的電腦上寫嚴肅小說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把自己電腦的以太網端口用強力膠堵上了。葉夫根尼·莫羅佐夫(Evgeny Morozov)是一位在數字技術領域深具影響力的作家，他說自己為了專心閱讀、思考和工作，把手機鎖進了保險柜。但數碼排毒還可以非常有效地解決一個更大的問題。

正如我在2015 年出版的《時間緊迫：數字化資本主義下的加速人生》(Pressed for Time: The Acceleration of Life in Digital Capitalism)中所討論的，技術從來就不是一種中立的、不含任何價值傾向而僅有“好”或“壞”影響的工具。正如其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一樣，科技產品的設計也大多源于我們的生活需求。當這些科技產品改變我們生活的時候，它們通常也重新安排了其中的細節(有時還是較為重要的細節)，但卻很少能轉變我們的生活方式。簡而言之，科技是社會的結晶，是被凍結的社會關系。

因此我們能夠責怪數字技術的革新加快了生活節奏與時間嗎?不能。每個人的時間仍然是一天24小時、一周7天和一年12個月?？萍嫉拇_斡旋了我們與時間的關系，可個人關于時間的體驗卻并非都是在加速。當我在療養院、坐在我95歲的母親身邊時，看一眼手機，就能同時感受到時間的飛逝與滯緩。數字技術能非常有效地夸大這種時間感受的雙重性。它能讓人們在每一瞬間都能對時間產生不同的感受，有時甚至是在同一時刻擁有多重感受?？萍钾S富了我們生活里的多樣時間性。

對父母而言，和孩子們在一起的時間不但增加了，同時也圍繞著說話、嬉戲和聆聽而有所放緩。

當然，客觀上流逝掉的時間和人們對那段時間的感受之間是有差別的。由于不同的人和活動的差異，幾分鐘、幾小時或幾天都可以讓人感到永無休止或是白馬過隙。這就是時間利用研究的重要性所在。時間利用研究指的是人們對自己每一天的行為做詳細紀錄，以幫助減少人對時間的主觀體驗，從而更好地了解人們花費時間的方式。重要的是，時間利用研究表明，總體而言我們的休閑時間并沒有減少。當然，這個時間量在不同人群間的差別很大(例如工作時間很長的職場人士很缺乏時間，而不工作或很少工作的人擁有大量時間但卻窮困)，但在過去的半個世紀，總體的休閑時間基本沒有變。

這就是科技介入的結果。之所以說科技從來不是簡單地把事情加速，部分原因在于它并不是獨立于我們而存在的。與一般的說辭相反，所謂的科技生活并不存在，而是科技讓我們有可能去做我們在做的事情，并影響了我們對于時間的思考。人們對科技的使用通常是不可預測和規劃的。不論多么富有遠見卓識，科技創新者們的創造力卻往往比不上那些把科技真正融入了日常生活的人。比如手機的發明者一開始并沒有把短信設計成手機的一個主要用途，而是由于日本青少年更鐘愛發送短信而非打電話，才帶來了人們使用手機方式的重大變化。

從歷史的角度看，人們花費時間方式的最大改變之一在于家庭時間，特別是和孩子一起度過的時間上。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孩子被視為“小的”、沒那么重要的人，并不要求被給予感情很深的寵溺或是特殊的照顧。然而在最近幾十年，對很多父母而言，和孩子一起度過“高質量的時間”成了受到廣泛重視的活動。數據顯示，父母雙方陪伴孩子的時間都在增加，而非減少。牛津大學社會學家奧瑞爾·沙利文(Oriel Sullivan)2010 年的一項研究可以作為最近這段時期現狀的一個佐證：該研究表明，1975 年，在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各個人群中，英國的父親平均每天陪伴孩子的時間為3-8分鐘，而英國的母親則為8-21分鐘;到了 2010 年，這兩項數據分別增加到了32-36分鐘和51-86分鐘。為人父母這項工作的強度變得越來越大。

對父母而言，和孩子們在一起的時間不但增加了，同時也圍繞著說話、嬉戲和聆聽而有所放緩?？萍荚趲椭改鸽p方組織和協調這些和自己孩子在一起度過的、緩慢且高質量的時間。因此，速度僅僅是科技與時間相互作用的一個方面。生活中的一些層面或許確實因科技而加速流逝，但另一些卻也因科技而逐漸放緩。多樣化的時間性才是生活在數字資本主義下的標志，并非單純的速度。

智能手機帶來的驚人變化也遵從著同樣的模式：它既為事情加速，又將它們放緩。人們使用智能手機的主要用途并不是用來打電話。它最常進行的活動是發短信、拍照片和接入在線信息服務。最初為商業人士而設計的移動電話，如今卻成了“去同步”(de-synchronised)社會中用來同步社交和家庭活動的主要工具。

在“去同步”的社會里，人們會繼續做像工作、閱讀和看新聞等大家也會做的事情，但不再會和其他人一樣在同一時間去做這些事。個人的時空路徑已經變得更為多樣和廣泛。人們依然會做同樣多或甚至更多的工作，但朝九晚五和每周五個工作日這一標準已經失去了它們的統治地位。人們也依然會閱讀或觀看新聞，但我們并不都在下班后的晚上七點、坐在家中電視機前做這件事。

伴隨著人們生活和工作方式中產生的重大變化，智能手機成為了一個無處不在、不可或缺的組織工具，而這些變化并不僅僅是由科技所帶來的。彈性工作時間的增加和雙職工家庭的興起，讓人與人之間(包括家庭成員間)的協調變得越發困難和重要。再加上我們想要給予自己孩子豐富多彩的活動，這使得照顧孩子這件事現在需要做出更多協調并且能夠隨機應變，這也是為了讓父母雙方能夠在擁有職業生活的同時，也能參與到親子活動中去——而在這些活動中，時間理應是緩慢而且專注的。

或許你正在睡夢中、在吃晚飯或在牙醫診所，同時有人卻在工作并且給你派活

從歷史的角度看，工作模式和家庭形式中的這一變化是極為重大的。它帶來了日程安排、平衡和協調上的種種復雜問題，但不會導致時間短缺。移動設備在這一動態鏈中具有真正的優勢，但智能手機并沒有推動家庭生活中這些重大變化的發生。

電子郵件為我們節省了時間、提升了生活質量嗎?它可是工作壓力的一大象征。誰沒有抱怨過自己不得不回復的郵件數量?專注于郵件并利用其溝通可比工作內容本身輕松得多。電子郵件也象征著一種獨特的時間平移，一個多樣化的時間狀態。它是異步的，而且對發送出去的信息和回復進行了解耦?；蛟S你正在睡夢中、在吃晚飯或在牙醫診所，同時有人卻在工作并且給你派活。會議、視頻會議和電話會議都要求與會人同時在場進行交流，但電子郵件卻沒有這樣要求。相應地，它也是對你待處理或未完成工作的具體提醒。

毫無疑問，智能手機拓展了人們對于“隨時隨地都能夠聯系上”的期待。但事實上，我們之所以感到自己需要快速回復郵件并非基于數據傳輸的速度，而是由于我們受制于“適時回復郵件”這個已經建立起來了的社會規范。這也是為什么說德國的大眾汽車(Volkswagen)、戴姆勒集團(Daimler AG)和德國電信(Deutsche Telekom)等公司周末自動攔截郵件、甚至刪除假期內發出的郵件是一項重要的制度。舉例來說，戴姆勒集團的“假日郵件”設置會自動回復這樣的內容：“我正在度假，無法閱讀您的郵件。您的郵件已被刪除。如果是十分重要的事項，敬請聯系漢斯或莫妮卡，或者在我回到公司后向我重新發送一遍郵件。非常感謝?！备鼮橹档藐P注的是，法國在 2014 年通過了一項觸及科技和咨詢行業 25 萬名雇員的法律，規定他們在工作時間以外必須從工作電話和郵件中“脫離”。這些政策表明，我們并不是數字技術那固有的加速邏輯的被動受害者。我們能夠、也正在就自己如何與機器交互做出選擇。

這樣說來，我們持有何種機器還重要嗎?數字技術究竟是不是造成我們感到時間緊迫的共犯?我認為，弄清楚這些問題關系重大。我們對速度的文化預期在不斷地被科技創新實現，但其實現的方式卻不一定總是我們預見或設想的樣子，而且也絕不總是科技創新者們所承諾的樣子。

即便科技在實際執行層面經常做著其設計者們都沒有想到的事情，工具本身仍舊非常重要。人類在利用為了特定目的而設計的工具構建當下、暢想未來，因此我們也有了比過去更充分的理由去思考：我們希望利用這些工具將社會改善成什么樣子?

容我解釋一下?！凹铀賹е挛覀兿胂罅ω汃ぁ钡恼f法是和科技創新聯系在一起的。創新的絕對速度等同于創造力、生產力和效率，它也是衡量進步的標準。我們都認為，如果自己做事情越快，節省的時間也就越多。

忙碌文化和對超高生產力的追求依然方興未艾，以至于我們還很難去質疑速度本身是否應該成為創新的終極理由?！白詈玫摹奔夹g設計是否總是圍繞時間效率的最大化而展開?這種工具性理念無疑已經扎根在工程設計的心臟，因為在那個領域里，最快的和最自動化的系統客觀上看來就是最好的。

就拿我們很少會想起來的網頁搜索來說。Google搜索引擎的速度是如此令人迷醉，以至于很少有人反思它會更傾向于呈現某些內容的事實。例如在 2007 年，Google不得不修改了它的搜索引擎，就為了讓你在輸入 “她發明了”幾個字時，自動填充不再提示出“您是不是想找‘他發明了’”這一問題。Google的性別偏見并非刻意，但它的算法反映出了我們這個世界的文化和價值觀。大多數人往往把算法看成相關知識的中立代理人，殊不知，它其實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設計和編寫人員的影響。

故障、維護和修理又該如何呢？永遠在不斷加高的塑料垃圾山又該怎么辦呢？

不斷升級中的電腦軟件和硬件則是另外一個例子。我去蘋果店修我的 iPod，卻被告知：“兩年了!女士!我們可修不了已經出了兩年的東西?！焙芏嗨^的創新根本微不足道，事實上只是把人鎖死在了現有的產品里、強制其更新換代并獲取更高利潤的一種方式。而在加速生產新玩意兒(也就是不斷模仿最新產品)的背后，垃圾正堆得越來越高。

如果說一臺已經服役多年的電腦可以很容易地更新、維修和升級，也十分易學易用，那么對多數人而言，它是不是好于每一兩年就帶著最新版軟件和功能出現、但很快就不得不被更換掉的電腦?我們不斷升級家里和公司里的數字基礎設施，還需要去適應各種新軟件，花在這上面的時間成本是巨大的。而這種對時間的實際消費是科技業永遠不會去討論的事情。他們的故事(以及我們愛聽的“科技為人類節省時間”的說辭)都僅僅在說自己的產品開創了新時代、它的發明者有多么多么地不凡。故障、維護和修理又該如何呢?永遠在不斷加高的塑料垃圾山又該怎么辦呢?我不清楚這中間的界線應該劃在哪里，但我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問題都需要被考慮進去。

需要澄清的是，我并非在懷念數字技術席卷世界前更加自然的舊時光，也不認為時下的慢時間運動(無論那是慢食還是正念)是解決之道。對于那些需要集體和社會廣泛變革才能解決的問題，個人的調整是無能為力的。新的技術發展擁有著解放人類的潛力——這點不僅真實也讓我心馳神往。我也已經花了人生的大部分時間去研究它們。然而我了解到的一點是，創新不等于想象力，而且科技夢想家們想象的世界事實上既不美麗也不新(此處指代赫胥黎的著作《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譯注)。

如果科技想繼續促進世界變得更好，人們必須開始思考自己希望生活在一個怎樣的世界中。簡而言之，人們應當首先思考社會問題，繼而尋求技術上的解決途徑，而不是在發明了技術之后，再嘗試尋找它能夠解決的問題。

然而，我們現在還無法做到以上這點：因為那些為我們設計技術、并決定造什么東西出來的人只能代表社會的一小部分。微軟、蘋果和Google這些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企業基本都是數字工程公司，而不論是在美國還是在日本，它們都很少雇傭女性、少數族裔和 40 歲以上的人群。美國民權領袖杰西·杰克遜(Jesse Jackson)最近呼吁人們關注科技公司內人數稀少的女性、拉丁裔和非洲裔美國人。這種一邊倒的人員結構會不可避免地影響這些組織生產出來的技術。

為什么硅谷的愿景實際上非常受限?這正是背后的原因之一。根據當下對一些非凡技術的大肆宣傳，我們很快就能讓仿人智能機器人進行護理工作，從而節省我們的時間。在這個全自動化服務業的幻想中，病人和老人都將被委托給機器負責。事實上，這些“護理機器人”和電子游戲中性感女性的形象驚人地相似——所反映出的正是這樣一種工程思維：它將委派的愛與關懷設想成了被性欲化和性別化的古怪機器。此外，并非所有的工作都可以實現自動化或者加速。同樣重要的是，我們希望去實現這樣的愿景嗎?

專車和拼車服務公司Uber說，它正在“推進世界的移動方式”并且“將人與城市聯結得更為緊密”。與此同時，Uber還把能讓自己的員工查看用戶實時信息的顯示模式稱為“上帝視角”(God View)。難道我們真的想要把神性當成是商業交通陣列中對客戶帳號信息的一瞥?

建立在“技術能為世界加速”基礎上的展望通常在本質上極為保守，有時甚至是倒退的。它們不會針對其他社會關系和生活方式提出具有想象力或挑戰性的問題。在它們所提供給我們的未來中，一切都將更快、更簡便，但又都維持不變。

讓我們覺得時間過于緊迫的罪魁禍首并非科技，而是我們自己設定的事項優先級與參量。數字技術下的時間并無二致，歸根結底，它應當被理解成人們利用科技、與科技交互、當然還有構建科技的方式的產物。如果期望科技帶來一個更好的未來，我們就必須對速度的必需性提出質疑并讓技術工程實現民主。在技術革新方面，我們應當有更豐富的想象力。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首先關注更為宏大的問題，即我們想要一個什么樣的社會。想明白這一點之后，科技將會一如既往地緊隨而至?！矩熑尉庉?荊玉珍】

來源：好奇心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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